自“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表現出逐步回落的態勢。2015年,《中國制造2025》的正式頒布,意味著未來10年“中國制造”戰略升級已經提上日程。文件明確指出要大力發展新一代的信息、航天等十大重點產業,并且逐步推動中國制造業向服務型、服務業向生產型發展。產業發展新政策的提出,勢必要與當前的國家產業經濟環境相適應,當然也是新的經濟環境條件下的必然選擇。一方面,全球的產業轉型升級態勢顯著,制造業重新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我國也不再單純追求GDP增長,而是將政策目標轉變為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產業基礎方面,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產和貿易中心。一個國家的商品生產規模直接關系到該國的商品貿易規模,從而影響該國商品產業在全球產業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價值。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一改傳統的商品生產和貿易規模較小的現狀,開始借助改革開放的動力,著重提升制造工業的全球競爭力。根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商品出口規模僅為180億美元,所占比例還不到全球總的商品出口規模的1%,但是同一時期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規模卻分別達到了我國出口規模的10.65倍和7.20倍。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商品生產和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并且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截止到2015年,我國商品出口規模達到14.14萬億元,并且貿易順差規模持續擴大,成為名副其實的商品生產和貿易中心。
另外,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優勢日益顯著。制造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制造業的產業規模迅速增大。在貿易分工方面,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制造業的出口規模僅為87億美元,占到全球制造業出口總額的0.8%,與德國、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差甚遠。近年來在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紅利的積極作用下,我國制造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早在2013年,我國制造業出口規模所占比例已經由80年代的0.8%上漲到17.53%,而很多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出口比例卻在逐年降低。目前,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已經超越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規模優勢非常顯著。
內在動因方面,首先我國產業結構大而弱,區域發展不平衡?,F階段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貿易順差國,規模優勢顯著,但是整體上看,制造業的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現代化程度不高,高端制造業的發展仍處于低迷狀態,形成了當前我國制造業產業機構大而弱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區域發展方面,我國制造業在產業分布上呈現出不均態勢,東部沿海地區是制造業的聚集地,產業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較強,而中西部在制造業發展方面相對較弱,東西差距明顯。
其次,我國人口紅利優勢逐步減弱。從人口自然增長趨勢來看,我國人口增長的階段性特征明顯。上世紀60年代初期,除去自然災害的三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增長迅速,使得少兒人口增長較快,導致人口負債增大。到了上世紀60-90年代,勞動力人口進一步增加,少兒和老年人口的撫養系數都相對較低,從而形成了低成本的勞動力,人口紅利優勢凸顯。上世紀90年代以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降低,人口紅利逐步轉變為人口負債,由此原有的人口紅利優勢正在逐步減弱。
再次,產業結構壓力增加。當前受到經濟新常態的影響,產業結構的演進與經濟環境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換言之,經濟新常態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優勢減弱、經濟增長回緩以及區域發展失衡等也都制約著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格局逐步轉變為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比例下降。截至2014年,第三產業所占比例僅為48.2%,我國制造業呈現出服務化、智能化、創新化水平不高,產業結構壓力較大的現象。
實現經濟新常態下“中國制造”戰略升級,應多方發力
產業基礎方面,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產和貿易中心。一個國家的商品生產規模直接關系到該國的商品貿易規模,從而影響該國商品產業在全球產業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價值。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一改傳統的商品生產和貿易規模較小的現狀,開始借助改革開放的動力,著重提升制造工業的全球競爭力。根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商品出口規模僅為180億美元,所占比例還不到全球總的商品出口規模的
1%,但是同一時期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規模卻分別達到了我國出口規模的10.65倍和7.20倍。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商品生產和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并且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截止到2015年,我國商品出口規模達到
14.14萬億元,并且貿易順差規模持續擴大,成為名副其實的商品生產和貿易中心。
另外,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優勢日益顯著。制造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制造業的產業規模迅速增大。在貿易分工方面,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制造業的出口規模僅為87億美元,占到全球制造業出口總額的0.8%,與德國、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差甚遠。近年來在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紅利的積極作用下,我國制造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早在
2013年,我國制造業出口規模所占比例已經由80年代的0.8%上漲到17.53%,而很多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出口比例卻在逐年降低。目前,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已經超越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規模優勢非常顯著。
內在動因方面,首先我國產業結構大而弱,區域發展不平衡?,F階段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貿易順差國,規模優勢顯著,但是整體上看,制造業的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現代化程度不高,高端制造業的發展仍處于低迷狀態,形成了當前我國制造業產業機構大而弱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區域發展方面,我國制造業在產業分布上呈現出不均態勢,東部沿海地區是制造業的聚集地,產業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較強,而中西部在制造業發展方面相對較弱,東西差距明顯。
其次,我國人口紅利優勢逐步減弱。從人口自然增長趨勢來看,我國人口增長的階段性特征明顯。上世紀60年代初期,除去自然災害的三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增長迅速,使得少兒人口增長較快,導致人口負債增大。到了上世紀60-90年代,勞動力人口進一步增加,少兒和老年人口的撫養系數都相對較低,從而形成了低成本的勞動力,人口紅利優勢凸顯。上世紀90年代以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降低,人口紅利逐步轉變為人口負債,由此原有的人口紅利優勢正在逐步減弱。
再次,產業結構壓力增加。當前受到經濟新常態的影響,產業結構的演進與經濟環境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換言之,經濟新常態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優勢減弱、經濟增長回緩以及區域發展失衡等也都制約著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格局逐步轉變為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比例下降。截至2014年,第三產業所占比例僅為48.2%,我國制造業呈現出服務化、智能化、創新化水平不高,產業結構壓力較大的現象。
持續加快創新驅動轉型。在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背景下,為了進一步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實際需求,需要在充分適應生產力階段性發展特征的基礎上,轉變傳統的投資驅動,從而以創新驅動提升經濟增長動力。前些年我國GDP高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產業規模,與此同時高投資和高成本也造成了產業結構失衡、產業同質化、產業分布不均等問題,由此可見,傳統的投資性經濟增長方式并不能適應現在及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當前我國制造業正在向智能化和創新化進軍,其產業投資形式也應轉變為以創新投資為驅動的方式。通過市場化培育產業創新主體,充分利用市場、政府、企業提升產業發展的創新力。
不斷優化產業價值鏈。就我國的產業價值鏈而言,在市場資源配置不斷完善的基礎之上,要求實現產業價值鏈的優化和重構。首先,積極重構產業價值鏈。按照區域發展的新要求,深切落實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西部大開發等政策,不斷推動自由貿易區、“一帶一路”等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從而實現我國產業空間布局的重構,以此來完善整個產業價值鏈,保證區域內產業經濟的利益協調。其次,積極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通過改進我國加工貿易布局、創新加工貿易方式,實現我國產業附加值和國際制造業地位的提升。
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融合?,F階段,產業邊界的模糊以及產業分工的深入,為產業融合發展造就了必然之勢。制造業的智能化、服務化、信息化發展,需要其與服務業的深入融合。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所占比例首次超過第一、二產業,由此形成了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核心力量。服務業的不斷進步,也為制造業的服務化發展提供了機遇。但是我國服務業水平還比較落后,尤其是在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方面優勢并不明顯,如缺乏創新知識、核心技術等,這對實現制造業產業戰略升級比較不利,因此應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打造生產性服務業。
充分發揮區域經濟政策的產業效應。在經濟體制不斷改革和深化的今天,區域經濟政策由均衡向非均衡的轉變是一種必然結果,使得產業資源配置成功轉變為以市場為主導的配置結構,打破資源產業以及區域間的流動壁壘,同時兼顧經濟增長和區域發展的雙重目標,提升區域統籌的實效性,實現區域產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充分發揮區域經濟政策的產業效應,是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路徑之一。通過產業政策的區域化、區域政策的產業化,加強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如建立自貿區、“一帶一路”經濟區等。根據經濟發展目標的變化,對經濟政策及時進行改進,從而使得區域產業發展更加合理化。